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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路军西征西军西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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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军西征发生在1936年(二十五年)10月至1937年3月,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,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西北部,与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的作战。

 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,中、按预定作战计划,组织战役,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先行西渡黄河,控制五渡口,并向中卫、定远营方向活动,准备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灵武、中卫段渡黄河,共同进行战役。10月20日开始,调集10多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军。据此,于25日提出,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击破南线之军,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。具体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。其余部队集中南线军(军长、程世才)在靖远县之虎豹口(今河抱口)渡河成功;26日至30日,红9军(军长孙玉清、后为李聚奎)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5军(军长董振堂)也相继渡河。渡河总兵力达2.1万余人。28日为加强对各部红军的指挥,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委员,为参谋长。30日,下达海(原)打(拉池)战役计划,在南线重点打击胡南部。红四方面军主要张国焘却令红4、红31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,海打战役计划落空。

  11月初,南线军胡南部已打通增援的道,隔断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系,战役中止。这时河西红军已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、打拉牌一线。此时,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致电和红军总部,提出所在部队地处人烟稀少,粮缺水咸,大部队不便久停。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,河西部队决先向大靖、古浪、平番、凉州行进。11月3日,电复河西部队,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、古浪之线,但一条山、五宜留一部扼守。5日,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,指令他们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,开展一新局面,首先占领大靖、古浪、永登地区,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。6日,河西部队向提出《平(番)大(靖)古(浪)凉(州)战役计划》,准备放弃一条山、五渡河点,向大靖、平番、古浪、凉州前进。西路军西征张国焘当准了这一计划。9日,河西部队开始西进。8日,和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,河西部队称西军,以陈昌浩、任西军军员会和副。9日,西军军员会率第5、第9、第30军及骑兵师、团、团、妇女团等,由镇虏堡、打拉池、锁罕堡一带分向西出动。

  此后,西军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、倪家营子等地区,同马家军(指马步青、马步芳部)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,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,但西军也遭到严重损失。1937年3月中旬,终因力量悬殊,西军归于失败。余部不满3000人。14日,根据西军军员会议决定,与陈昌浩离队,在陈昌浩的要求下,与其离队(对于离队的说法颇多,以下是本人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传》中节选的一段。当时并不准备离队,会议中他曾说:“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,到了这个地步,我们回去干什么?大家都是同、共患难过来的,要死也死到一块嘛!”这是的。他知道两个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。但是,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:“这是军员会的决定。向前留在军中,目标太大,很不安全,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。”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。“你们走吧,赶快回去向汇报去。”还有人这样提出。

  经过一番争论,会议终于还是作出了徐、陈离队的决定,并当即向发电报作了报告。“……散会后,我还想动员陈昌浩,不要回陕北。我拉着他的手,恳切地说:昌浩同志,我们的部队都垮了,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,我们留下来,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,我看还是不要走吧!陈昌浩很激动地说:不行,我们回去要和斗争去!我那时的确不想走,但没有意见留下来。事实上,他们,并不想让我走。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,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,疚愧良深。”),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、、李特、曾传六、王树声、程世才、黄超、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军工作委员会,由军事指挥,李卓然负责领导。余部分3个支队两退入祁连山进行游击活动。

  等率领一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,于4月底到达新疆的星星峡,尚保存400余人,由代表、滕代远派车接到迪化(今市),战争爆发后,陆续回到延安。另一由王树声、毕占支率领,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。这两个支队大部损失,少数人员陆续回到陕北。、对西军的安危极为关怀,曾不断给予,并采各种接应和措施。3月5日,组织援西军由崇信、淳化等地出发,于3月下旬抵达镇远、固原以南地区。西军失败后才奉令就地待命,并派出部队西军失散人员。

  此战,是我军战史上一次严重的军事失败,可以说是全军覆没,而且失去了红5军军长董振堂等大批优秀的指挥员,其根本原因是张国焘的右倾主义,不服从的指挥,导致红四方面军孤军深入,既无援兵的支援,又无兵源、弹药、粮食的补充,而且作战地区都是有利于骑兵的作战,不利军进行运动战,有些文章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有推到张国焘身上也是不正确的。在战役指挥上,作为总指挥的并无大的失误,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、顽强的意志、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,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。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,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,没有援军,西军孤军苦战四个月,歼敌2.5万余人,最终未能免于失败。西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、泣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,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。”在此,西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,并明确提出西军失败是“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,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,没有援军”,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

  (本文引用文献室公布的资料,就西军西征的由来、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,加以阐述和辨析)

  关于西军的问题,在1937年3月31日《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》中已作结论:“西军向甘北前进与西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,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线”。这个结论是客观的,也是符合史实的。

  《毛选集》第二版第一卷《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的第二十五条注释“西军”⑵其中说:“十一月上旬根据和的决定,过河部队称西军”。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。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,以求教于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。

  西军的西征,不是和的战略意图,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。围绕这个问题,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。

  第一次斗争,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。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进还是西进。红二、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,张国焘虽已取消“第二”,但并没有改变同对抗的立场。他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活动,遭到红二方面军的。经过、任弼时、贺龙等力争,终于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会合的行动方针。

  为了促成民族战线,迎接全国的,于1936年8月,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,合力夺取的战役计划,明确:“在九月至十一月,我二、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,消灭毛炳文、王均部,发展苏区,准备冬季新的行动。”⑶

  9月14日,中革又为占领,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做出具体的部署,特别强调,“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,不使胡南切断,并不使妨碍尔后一、四两方面军夺取之行动。”⑷

  此后,又多次强调;“向及甘西发展,重点在,不在甘西。”⑸“夺取是打通苏联、发展红军,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。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。”⑹

  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,明确指出:红四方面军“占领南部后,应顿住几个月,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”,并一再强调:夺取是“决定的一环”,“在当前一瞬间,则拒止胡军把一、四两方面军隔开,又是决定一环。时机迫促,稍纵即逝。千祈留意,至祷至盼。”⑺

  但此时,张国焘又对北进方针,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,掉头西进,打算迅速从以西永靖、循化一带渡过黄河,进到凉州、永登地区,并认为,先机占领甘北是“目前最重要一环”。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自成一个局面的。经等同志的和斗争,并发电给: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,拟根本,“我是遵守这一原案的,如将此原案,我不能负此责任”。⑻又经的耐心与⑼,加之在以西渡河困难,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。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,至10月下旬,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。可以说,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,既是战胜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的胜利,又是战胜张国焘主义和退却线的胜利。

  第二次斗争,是在1936年10月下旬。主要围绕对待战役,是执行部署“重点在,不在甘西”,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,停止追击之敌,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。

 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,中革把战役作为在上、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,抓紧进行部署。为此,中革于10月11日下达了《十月份作战纲领》,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的准备,从11月中旬起,以红一方面军的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;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、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⑽。为了实现战役计划,中令:红一方面军野战军向同心城、豫旺堡地区集结;二、四方面进至黄河以东、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,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,开始北攻,向南防御,阻敌北援。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缜密的作战计划。

  但张国焘仍对有二心,继续其主义线,利用执行战役计划的机会,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,不去,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,占块地盘,搞“王国”。

 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,给第二步北攻做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,于10月24日电令“三十军迅速渡河,西路军西征控制西岸,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。”10月25日又电令:“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,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、井眼堡、大营磐、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,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,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”。⑾此部署的一切目的,在于围绕击破南敌、北攻做准备。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,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。

  从10月25日至30日,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,还把总指挥部、九军和五军也陆续渡过河。发现后,毛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:“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之意,望注意。”⑿

  虽三令五申电张按战役的部署办,但张终是不听,置中彭德怀、准备组织的海(原)打(拉池)战役,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,擅令四军、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,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。由于未能击破南敌,致使我夺取计划中止执行。对此,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:“张国焘多次了作战部署,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。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……我军就可能控制和西兰公以至甘肃全省。”⒀

  第三次斗争,是在11月上旬。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,还是三个方面军“紧靠作战则有利”。

 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,迅速攻破敌之阻击,占领一条山和五一线。当时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,是为实施战役做准备,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:“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,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,分散作战(则)削弱,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”。⒁10月30日,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,五地区休息待机,准备在击破南敌后,继续北取。在此,既明确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,强调“紧靠作战”,“北取”,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的意图,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,被“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”。

  然而,由四方面军前线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线的影响,没有深刻地理解意图,于是在11月初,即因该地人烟稀少、粮缺水咸,加上连日激战,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,数电中革和红军总部,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,并:“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”,“我方决定先向大靖、古浪、平番、凉州行”。11月3日,中革致电河西部队:“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、古浪之线,但一条山,五宜留一部扼守”。⒂

  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,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,“开展一个新局面”,“首先占领大靖、古浪、永登地区,必要(时),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”。在此,张完全的战略意图和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,而强调的是“”开展一个“新局面”。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,但仍,电令陈昌浩等:“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。不得已时,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”,“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,去完成你们的任务”。⒃又是“不可妨碍”,又是“不受一切牵制”,当然是指“妨碍”、“牵制”。这就从根本上与的方针相对立。由此种下了以后西军失败的根苗。

 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,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提出《平(番)、大(靖)、古(浪)、凉(州)战役计划》。至此时,木已成舟,中革也只有电示“徐、陈向凉州进”,但仍强调他们:“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,各个击破之。”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,答复徐、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,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,指出:“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军,领导机关称西军军员会,管理军事、与党务,以昌浩为,向前为副”,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。⒄这就是“西军”称谓和“西征”的由来。

  在这里不难看出,西军之形成,是张国焘对抗战略部署的产物。只好“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军”。对张国焘的线,既要原则,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,又要注意团结,避免;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,采取协商态度,因势利导,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。而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“西军”的注释中肯定地说:“十一月上旬,根据和的决定,过河部队称西军”,似有不够确切之嫌,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。因此,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。

 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,西军历经四个多月浴血奋战,终遭失败。经过如何?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军的安危萦怀心头,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。11月11日,毛、致电陈昌浩、,询问:“你们依据敌我情况,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?如果返河东,有何困难的情形?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?”西军军员会进行了讨论,一致认为,黄河东岸已被敌人,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,下决心西进。12日复电:“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、永昌,略作休整补充;第二步进占甘州、肃州,争取年前接通新疆。”⒅因此,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,一再征求西军的意见,丝毫没有之意。

  这时,在11月13日召开的会议上,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,毛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,明确指出:“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。”并指出,“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,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”。⒆以上不难看出,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“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”。⒇

  西军贸然西进,11月15日占领古浪;18日占领永昌;21日占领山丹,进入甘北地区。11月16日至18日,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,歼敌二千余人,我军亦损失近半,撤出古浪。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,红军共歼敌五、六千人,西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。这时认为,马匪主力并未击溃,红军有生力量日减,又无根据地,难以补充,是否冷静一下形势,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。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,继续按原计划西进。

  此时,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。11月21日,红军主力在中革的正确指挥下,取得全歼胡南部一个师的山大捷,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。12月12日,西安事变发生,其和平解决,与张、杨公开建立了民族战线。又电西军,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,伺机以主力东打,向驻的东北军靠近,以便返回黄河以东。

  12月23日,陈昌浩复电,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,是目前“整个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”。西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,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。如果东进,程过远,西路军西征易遭敌骑兵截击,“伤亡掉队必大”。即便“在二十天到达,至多只能起到巩固的作用。策应主力行动,其作用不大。”

  12月24日,中革致电西军,指出:从整个战略考虑,“西军以东进为有利”。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,即可达到静宁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,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。然而,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线)

  很显然,中革要西军东进,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,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,也是为西军免遭因孤军深入,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。而一再西进,孤军深入,不愿东返,则是陈昌浩所的。怎么反说在西军问题上“举棋不定,犹豫徘徊”,“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,致使西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”?(22)

 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,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致西军的部分电报:11月18日,毛等复电徐、陈,强调: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,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。我们意见: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,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,远拒毛炳文。同时,加紧军事训练,恢复体力,检查工作,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,与发生良好关系……电报还指出: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,人烟稀少,安西亦偏僻,将来只能去一部。同时致电张国焘等,强调河东红军“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,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”。(23)

  11月20日,毛等致电徐、陈指出:“主力在永昌、肃州之线,保持东边回旋地区,以小部进占安西、敦煌。”

  23日又致电指出:远方(指苏联)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,但反对退入新疆。你们作战方法应“集中最大兵力,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,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。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,方能予敌以重创,根本消灭其战斗力,方能使敌知所警戒。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,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,为此方能解决问题。”

  25日,再致电徐、陈:“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。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,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,策应河东。……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。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,打开局面。”接着,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:

  “关于作战方面: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。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,概用此法。二 敌少,则主力从两翼包围,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。三敌多,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,以主力包围其一翼。四 不论敌多敌少,正面不使用主力。五 两翼包围时,不可平分兵力,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。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,二兄均宜亲自指挥,亲自看地形,亲授干部以机宜。惟须十分注意荫蔽,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,避免无益。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。八总之,不打则已,打则必须有所缴获。与其击溃敌许多团,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。望酌行之”。(24)这是打破敌包围,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。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前四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所证明。可惜,西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。

  其一,极为关心西军的安危,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,并且为尽力西军免遭失败,多次其行动方针、作战的军事原则,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,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。尤其强调:不要依靠外援,全靠自己团结奋斗,打开局面。

  其二,西进不仅自然不利,就是苏联也不支持。最好东进,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。

  其三,河东、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,互相配合,互相策应,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。

  试想,若是西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所的行动方针、军事原则和工作去办,每占领一个地方,应把着眼点放在“为创河西根据地而奋斗”(25)上,会“付出极大,弹尽粮绝,兵败祁凉”吗?

 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,因形势变化,西军错过东返时机,向西越走越远,亦愈益不利,终招失败。12月30日,占领临泽;1937年1月1日,占领高台。这里回汉杂居,人烟稀少,群众基础差,难以立足。红军只有消耗,而无补充。加之南靠祁连山,北临沙漠和大山,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。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,分兵防守几个支点,被动,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。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,西军亦采取以硬对硬,准备决战。结果,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高台,我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,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,大部伤亡。至1月20日,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,浴血奋战,终遭全军覆没。军长董振堂、部主任杨克明壮烈。这一战,实质是西军失败的开始。此时,西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,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。获悉西军危机,遂命、张浩组成援西军,明确援西军的任务是“调动二马,接出西军,共返东岸,不可向西进。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的”。同时,还通过谈判,表示愿付重金,争取“二马”停止对西军的追击,以救援西军。这本是铁的事实,而有人却全然不顾,说什么“西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在谈判桌上的份量”。(26)

  2月21日,西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,遂决定回师东返,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。在此,击溃追敌一个旅,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。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,仍有摆脱困境,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。然而,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,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,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,要继续西进,重返倪家营子,占领甘北。(27)致使西军完全陷入不可的。至三月中旬,西军几近全军,遭到失败。

  这时,利用关系,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失散人员,使数千名西军干部、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。

  战略总任务、战略方针、战略方向,三者紧密联系,辩证。其基本关系是: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,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;战略方针战略方向,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。战略方向选择错误,就不能保施战略方针。当然,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。

 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,提出的战略任务是:团结内部,联合友军,粉碎的计划,首先造成西北局面,以达逼蒋,停止内战,组成全国民族战线,动员一切力量,战胜日本。

  根据此战略任务,1936年8月,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:逼蒋,联合友军,造成西北新局面,打通苏联,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,迫胡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。

  根据此基本方针,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,其中:“四方面军占领临潭、岷县、漳县、渭源、武山、通渭地区,尽可能取得岷、武、通三城。”(28)

  至9月,又具体部署了攻占的战役计划。其中,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,胡南西进。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、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月渡河夺取南部。并明确指出:“至于占领甘肃西部,候占得国际帮助后,再分兵略取之。”还特别强调:战役是“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战争之发动,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”,要求“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”。(29)

  据此战略部署,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,、多次致电,反复强调:“发展重点在,不在甘西”。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。假如一方面军独攻,有“顾此失彼之虑”而失败;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。如此,有被敌“各个击破之虞”。“只要集中先占,方免此失”。因此,“夺取,打通苏联,不但在红军发展上,在全国战线、在西北新局面上、在作战上,都是决定的一环。在当前一瞬间,则拒止胡军把一、四方面军隔开,又是决定的一环”。(30)

  张国焘从其主义线出发,表面上同意的战略部署,而背后又在捣鬼,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“自成局面”,搞“王国”,同分庭抗礼。因此,在战略方向选择上,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,他西进而反对北进。会师之后,张国焘又根本不顾的部署,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“出凉州”,而“不愿出”,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,战役计划落空。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,致使西军全军。然而这一切,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,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。当然,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,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我们考察西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,是没有克服张国焘线。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。当然,西军的失败,对于广大西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。同样,这也是早已做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。当时,西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,还以为这是的部署,斗志昂扬地踏上了。他们“一不怕苦,怕死”,,英勇奋斗,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,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和英雄气概,党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  ⑴ 本文原标题为:《还西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——对毛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》。作者孙焕臻同志(1945~.),男,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历史系教授。

  ⑶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73-574页。

  ⑷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79页。

  ⑸⑹⑺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82页。

  ⑻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84页。

  ⑼ ⑽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86页。

  ⑾《毛军事文集》(第一卷),军事科学出版社、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34页。

  ⑿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2页。 lqFLfs ta

  ⒁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3页。

  ⒂ ⒃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6页。

  ⒄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7页。

  ⒅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8页。

  ⒆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09页。

  (22) 报刊复印资料《中国现代史》,1992年3月,第133页。

  (21)于吉楠,《张国焘和(我的回忆)》,四川出版社1982年12月版,第260页。

  (23)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10-611页。

  (24)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11-613页。

  (25)《毛年谱》(上卷),文献出版社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620页。

  (27)于吉楠,《张国焘和(我的回忆)》,四川出版社1982年12月版,第263-2页。

  (28)《毛军事文集》(第一卷),军事科学出版社、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135页。

  (29)《毛军事文集》(第一卷),军事科学出版社、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78-579页。

  (30)《毛军事文集》(第一卷),军事科学出版社、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,第592-593页。

原文标题:西路军西征西军西征 网址:http://www.icelc.org.cn/shumapindao/2020/0730/23267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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